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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形式上看，监察委属于《监察法》定义的国家机构，但从法律实质来看，则属于纪委的一种国家化形式。

[18] 在肯定以宪就法的合宪性解释正当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其限度。尽管学界对合宪性审查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对合宪性审查是对公共权力的行为（主要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判断并做出相应处置的活动或制度[28]是比较普遍的共识。

从文义解释分析，第131条中的法律的确包括了广义法律和狭义法律两种解释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利益、善良风俗等不确定法律概念只是被作为了容纳宪法条款及其规范内涵的容器。[21]〔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再次，《宪法》131条是一个规范法院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审判问题，而非规范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这是学界否认法院合宪性审查权的主要原因所在。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对于该条是否赋予法院合宪性审查权问题，广义法律说没有提及。反过来说，如果某种行为根本就不是法律规范所预定的，没有赋予其任何法律效力，那么即便该行为内容涉及权利义务规定，也当然不存在什么法律效果（只存在事实效果）。

[6]参见前注[5]，刘峥文。宋烁：《论程序行政行为的可诉标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53] 然而，尽管修建性详细规划与后续建设过程规划许可几乎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确实可以通过利害关系人起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方式来一并解决争议，但控制性详细规划却不是如此，一个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后续预定了复数行政行为（许可、征收），是后续不同行政行为前阶段的相互组合。那么，立法者必须通过立法的事先调整来设计一种集中争议处理模式或分节争议处理模式的解决机制。

然而，一旦受案范围认定提前，在整个行政过程中的前阶段就承认可诉性，那将导致原告资格的错位问题。因此，所谓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直接利害关系或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依然是行政行为的果，而不是行政行为的因。

另一方面，如果严格站在形式主义终局性立场看待受案范围，那么只有在丙阶段不存在的情况下，乙阶段才会纳入受案范围，此时并不会产生疑难问题。在一开始的阶段，如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利害关系中相互对立的利益种类都是抽象而模糊的，更重要的是，几乎难以从中导出个别利益——总体规划都是非常大范围的确定功能区和规划区，尚未对针对任何可识别群体。也正因为规范预设法律效果的存在，根据规范形式标准，行政机关依据这些规范而做出的投诉举报答复行为就不是事实行为，而是满足产生法律效果构成要件的行政行为。[31]在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张忠等房产处理行政纠纷上诉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向房产公司甲所作的如何处理公民乙房产的处理决定，乙对此不服向法院起诉。

[52]参见徐键：《论多阶段行政行为中前阶段行为的可诉性——基于典型案例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其第二步，在解决了受案范围问题后，投诉举报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则应当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25条第1款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A自然不是行政行为，B自然没有原告资格了。其次，明确了上述背景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结果不法的角度认定行政行为作出结果造成的权益受损人。

这种情况下到底是在先予处理决定中就进行利害关系人诉讼，还是统一放入最后阶段终局行为中再给予利害关系人诉讼机会？如果在程序行为阶段对利害关系人进行过多的权利保障，实际会阻碍客观法制度的有效实施，造成行政任务无法完成或行政目的的落空。[12]其中，行政权能要件是行政主体资格要件，行政权运用要件是与民事行为、刑事行为等的区别要件，法律效果要件顾名思义即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要件。

注释: [1]参见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另一方面，法院依旧在其后加了限定，认为且无法通过提起针对相关的实体性行政行为的诉讼获得救济时，程序性行为才具备可诉性。

普鲁士某地警察局向管辖区域内所有的酒馆下达了不要售酒给某公民乙（因其经常醉酒闹事）的警察行政命令，该公民不服，向法院起诉撤销这一命令。[15]一些传统学说将相对人区分为直接相对人与间接相对人，对应的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所称的相对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但笔者于本文中依据实定法用语不采用传统学说的分类称谓。郭庆珠：《行政规划的司法审查研究——与王青斌博士商榷》，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以下笔者将特别针对立法中原告资格条款的解释予以详细分析。可见，我国实定法规范的变化也呼应了上述相关学者的理论主张，强调利害关系人甲——其他利害关系人乙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这种所谓利害关系来调整和完善行政法的观念，不仅是学理认识，而且是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其二，行政行为→实际影响权利义务判断方法的逻辑链为符合其他标准→属于行政行为（即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拥有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效果，如此方能抛弃循环论证。

换句话说，当受案范围审理完毕后，实际已得出两个结论：一个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和它的（形式与实质）相对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一方面，法院似乎站在了功能主义立场，认为即便属于程序性行为，但只要该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就具备了终局性而可诉。

不过，如今，随着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和修正后该法的实施，实定法规范即该法25条第1款已经非常明确地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独立出来，在肯定相对人当然拥有原告资格的前提下又再次表述了其他利害关系的概念。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对公民的投诉举报进行答复不是规范预定的，仅产生事实效果而不是法律效果。

例如在杨金柱诉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案中，原告杨某提起的行政复议与诉讼对象是《行政处理告知记录》这一举报答复行为，并没有针对举报处理行为。从学理角度来说，为什么要从结果出发倒过来判断行为，是因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因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是一种事实影响、事实效果或事实侵害（侵犯）,[41]并非相对人场合可以认定的法律侵害，因而不可能通过什么标准从行政行为因的方向出发去认定这种事实的果，所能做的无非还是依照侵权责任法上结果不法立场的思路，从一个行为的损害结果出发倒过来追寻行为本身的违法性。

[52] 一方面，在作出正式行政行为之前的程序行为阶段，所有水平方向的利害关系实际上都已经清晰、确定，程序行为中的利害关系人与终局行为中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是一致的，不存在错位的问题。然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12条却将适格原告定义为与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有三大构成要件，即行政权能要件、行政权运用要件、法律效果要件。因此，最终这一问题与其说是通过司法裁判中的受案范围乃至原告资格解释来解决，还不如说更应当通过立法的正当性来解决。

作者简介：黄宇骁，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助理教授。正确的逻辑应当是从构成要件出发判断行为属性，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是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之后的当然结果。

第二种类型是，行政行为名义上的形式对象是甲，但其实质目的却是利用甲来处理乙的权利义务。陈承堂：《可诉性理论适用的中国困境及其消解——以美国的相关经验为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0期。

（二）行政行为→实际影响权利义务判断方法的阐释 实际影响权利义务作为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只能是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后所产生的当然结果而已，并不能倒过来以结果来判断构成要件。关于司法实务态度的演进，参见陈越峰：《中国行政法（释义）学的本土生成——以行政行为概念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另一方面，尽管利害关系尚未成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规则制定阶段时间线的递进，谁是利害关系人、谁不是利害关系人越来越清晰可见，完全是一种阶梯式递进的局面，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牵连起来，利害关系人并非一定要通过附带审查的方式保障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从国家权力配置原理角度来说，成熟性立场是功能主义立场，而终局性立场是形式主义分权立场。对此，法院的确在裁判文书中讨论的是举报答复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认为告知性答复不属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的范围，具有可诉性，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场合中，酒馆是形式相对人，而行政主体怀着故意目的所侵害的权利对象却是公民乙，因而乙属于实质相对人，有原告资格。

[36] 当今，行政法学理论越来越开始反思过去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两级对立模式，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将除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纳入到行政法律关系框架，会导致对现代行政法现象的还原失真，因而一种称之为利害调整行政法或分配行政的学理观念被提出了。换句话说，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将实际影响权利义务当作是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通过其他标准去判断是否属于实际影响权利义务，从而界定行政行为，而不是将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视作一个行为的作出结果（效果），即以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行为本身（循环论证）来界定行政行为。

如果这种处理行为是不作为性的，例如周边居民甲举报了乙工厂，行政主体没有对乙工厂作出任何处理行为，但这种不作为还是针对乙的不作为（应当处理乙的权利义务但没有处理）。[43]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2012）吉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9号王明德工伤认定案中，尽管出现了终局、成熟等词汇，但实际立场依然是不明确的。[18]这种通过形式标准区分是否创设权利义务的思路同样可以运用在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断上。